宪法精神应当成为我国的主流价值观_学者笔谈,

    1千个人有1千个哈姆雷特,好的艺术作品,可以让人从各种角度百般回味,庸人看到现象,智者品出思想,哲人体会出本质,理想者不失激情,悲观者超越梦想。好比,今晚我刚刚看完的《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
    小说是获得了布克奖的一个日本人写得,石黑一雄,十足的英伦风和日本风,那种哀伤而又宿命般的诗情画意贯穿于本片,还有时刻笼罩在眼帘前的巨大的伦理冲突和后现代式的反思,但这些,都不是我想说的重点。
    是谁,设计的这套完整而又严密的体系,以生命为代价塑造了完美的理想国,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满纸的“吃人,吃人!”——即使是克隆人,但,也是人。
    是谁,作为这套社会机器的最佳帮凶,狰狞且又冷酷无比、百折不饶得执行着“教育”的使命,眼见着纯真的儿童慢慢长大,慢慢的走向生命的终点
    是谁,看着慢慢走向终点的青春年少,看着撕心裂肺喧嚣的百转千愁,看着冷冷,即使是铁石心肠也会愤怒的探寻掌控着背后一切的老大哥。
    拜最近刚看过的《加罗律师》所赐,我才发现大不列颠原来是一个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更奇怪的是,这个国家还可以公然嘲笑那些有着堂皇宪法典的国家,当然,那些短短几十年就几易宪法法典且浑然不知或不想知其所意的后发国家更加不在话下。
    大不列颠没有宪法,但他的普通法,政治习惯等方式表达出来的宪法特性不但具有通常的宪法效力,且远超宪法的有效性,一些著名的法律如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等,历经数百年还一直是有效的法律文件。其神圣性远非普通的法律可比,而这种独特的状况恰恰是来自于传统的对人权、自由的尊重和努力维系不允许任意破坏或企图破坏对于人权、自由尊重的极端信念。
    这种传统不但会从各种法律实践中得以体现,更潜移默化的是,在文学、戏剧、广播、电影等各种文艺形式无不加以发挥和阐述,包括对于“专制”和“集权”的无止境的讽刺和批判,想得起来的至少有《格列佛游记》《1984》《动物庄园》等名著,还有,今晚的这部好片《别让我走》
    大不列颠的海洋性气候造就了整个民族冷静而又静水深流的品行,好比一个在旁冷冷的看客,但又时有带入,刚有点味道却又一个抽身而去,留下了深深的回味。

[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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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重建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或者说,我国转型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应当是什么?在笔者看来,宪法精神应当成为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并以此为基石,整合人们的信念,重拾人们的信心,逐步形成宪法秩序,妥当完成社会制度的转型,最终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郭道晖 (进入专栏)  

  ■ 从人类历史经验及教训考察,作为人类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一言以蔽之,宪法精神就是保权与限权精神,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限制国家政府一切公权力滥用,体现民主、共和、宽容、平等、自由、法治和人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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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权、权利、自由都是最美好的字眼,也是人们奋斗的目标,它凝结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精神。这种宪法精神就是人权精神。人权精神是宪法法律的灵魂。人权体现着崇尚人的价值精神,这是一种以真善美为精神的诉求的理想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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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

  宪法精神应成为我国的主流价值观

  

  我国社会自1978年以来一直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多重转型过程之中,从人治到法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到开放、从价值一元到多元、从传统法文化到现代法文化。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呈现出来的是多元化与碎片化,社会赖以有机团结的信仰、信念与价值理想出现了某些危机。十年前的2001年,国家制定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十年之后,这种现象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与法治政治的完善而消失,反而愈来愈烈。当人们心中的道德失落甚至沦丧时,就会无法无天,肆意妄为。1999年德国社会学家赖默尔 格罗尼迈尔尖锐地指出:“当人们的行为有违道德,他们已不再战栗。法学家犯法已不再新鲜,医务人员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滥用人体也不再令人惊讶。当人们面对上帝的惩罚或破坏神圣法则而毫无敬畏时,一切都成为可能。”陀思妥也夫斯基直言道:“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百无禁忌。”当今社会转型中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多数都是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缺失有关,换言之,道德失范与道德失序进而导致法律失范与法律失序,均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背离而未能有效形成有效的社会秩序有着直接的联系。

  今年中国体育界爆出震惊世界一大壮举:李娜赢得世界女子网球大满贯单打冠军,不仅打破了中国、也打破亚洲的记录。中国球迷狂欢鼓舞,国际媒体高调赞誉, 说这是全世界的“中国时刻”。

  如何重建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或者说,我国转型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应当是什么?在笔者看来,宪法精神应当成为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并以此为基石,整合人们的信念,重拾人们的信心,逐步形成宪法秩序,妥当完成社会制度的转型,最终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笔者判断的原因,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宪法精神具有根本的、稳固的、神圣性的恒久价值,具有整合社会价值的功能,并能够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共识与认同;只有宪法精神才能达致宪法秩序的生成。

  近年在体育、航天科技以及GDP的年增长率等个别领域的单项成绩上,确实出现过某些“中国时刻”。当代中国正在崛起, 这是公认的事实;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年4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报告中,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将在5年后超越美国,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元年”,更令许多人兴奋不已。

  理解宪法精神

  出现某些“中国时刻”,是否就等于是“中国世纪”呢?

  首先明确什么是宪法精神?从人类历史经验及教训考察,作为人类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一言以蔽之,宪法精神就是保权与限权精神,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限制国家政府一切公权力滥用,体现民主、共和、宽容、平等、自由、法治和人权精神。

  中国人的阿Q精神是顽强的,还没有真“阔起来”,就想在赵太爷面前耀武扬威。我认为,即使不久将来,中国可能成为“世纪大国”,也不大可能纵横捭阖,称雄世界。且不说不能以GDP规模一项就断言世界进入“中国世纪”。据外刊揭示,虽然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从人均GDP来看,日本人均超过4万美元,中国则只有3,800多美元,不到日本的1/10,排在世界103位。何况我国还有1.5亿人达不到联合国一天1美元收入的最低生活标准。至于在生产率、技术创新能力、人民的教育水平、社会福利及在全球金融市场地位等方面,中国与日本差距之大,没法相比,更不要说和美国抗衡了。

  在人类历史上,构成对个人权利和自由最大的侵害不是来自于自然界的凶残的野兽,也不是来自于社会上滋生的凶神恶煞的强盗,而是来自于掌控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和军事权力并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和领导地位的国家。野兽或强盗侵害的对象至多具有偶然性,人们或可组织起来加以防范之;而国家则能够动用各种国家权力机器譬如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关,强暴性地剥夺人们的各种自由与权利,乃至生命,单个社会成员或一般社会成员面对来自国家有组织的暴力侵害,几乎是无能为力,只能任其蹂躏。所以,马克思才说:近代之前的社会,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为人的社会。

  中国在分配上的严重失衡、两极分化已经超过警戒线,而且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潜在不少隐患,一旦某些泡沫爆炸,后果难测;破坏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也难以为继;再则,仅仅以“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名世,岂能执世纪之牛耳?

  被公认为开宪法之先河的是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它首先在经济财政权上束缚了国王的手脚,进而避免了国王以国家的名义专横地征收个人财产税的权力;随后出现的《无承诺不课税法》、《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律》、《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国会法》、《国民参政法》、《男女选举平等法》等都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进而使个人权利和自由不断扩展。随着近代封建专制的国家政权被推翻,代之而来的是自然权利或人权的法律化即宪法的出现。自1787年美国宪法作为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诞生之后,目前世界各国几乎皆有宪法典,无论是新成立的国家,还是民主转型的国家,首先均颁布一部宪法典,以宪法的形式规制国家政府的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范围与界限,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确保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免遭国家政府之公共权力的制度性、组织性侵害。正是在该意义上,马克思才断言: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国既富有又贫穷”,“无法在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同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1]这话不无道理。

  世界各国的宪法典,贯穿的基本理念就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人的自然权利与有限政府性质、目的的政治哲学观。这一理念在《独立宣言》中做了经典诠释:

  更为关键的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不只体现在经济的硬实力上,而在整个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软实力方面。衡量的尺度, 除了看GDP绝对数字的增长,还要看 “文明崛起”的成就。历史上的“英国世纪”是以其领头的工业化文明和君主立宪、议会至上的政治文明影响全世界。“美国世纪”则是以其超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和领先的现代尖端科技、民主宪政文明,引领全球。而我们,所谓五千年历史和13亿多人口,固然有其优势;但历史悠久、国大人多,积弊和现实问题也多,穷于应付,搞不好倒是专制统治积习难改、宪政民主步履维艰的包袱。 当代中国面向世界拿得出手的“中华文明”,实在有限。被有的理论家政治家鼓吹的社会主义“举国体制”或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是所谓“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但由于缺少民主法治约束,也可以通行无阻地举国干大蠢事和大坏事,如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等。又如现今不经全国人大审议批准,政府就可倾举国之财力、一掷数千亿办奥运、亚运和世博;举国掀起城市化大潮和放纵“土地财政”的圈地运动,各地大举强制拆迁,掠夺城乡居民土地,制造遍及全国的官民矛盾和群体事件;维稳费用超过国防预算;内忧胜过外患;……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所有的人皆被上天赋予了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组建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源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无论何时,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毁坏这一目的,人民就有改变或废除这种政府的权利,同时组建新的政府;新政府建立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之上并以此组织政府权力,即政府应当最大可能地实现人民的安全与幸福”。

  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早年说过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她这句有辱中国的断言,虽然使我们义愤填膺;但迄今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恐怕还得承认不是毫无根据,何况中国还存在许多令人忧虑的不确定性。预言21世纪是“中国世纪”,未免过于乐观。

  质言之,保障人的自然权利即人权并限制住国家政府的权力,是宪法得以出现并实施的唯一原因。

  当今世界,新兴国家纷纷崛起,一国称霸、统摄全球的时代开始逐渐淡出;未来世界是多中心、多极化的。中国即使强盛到各方面位居世界第一,恐怕也只能说成为多极中心之一,不可能是只此一家的“中国世纪”。

  上述政治哲学与宪法理念,虽然是由西方人所创并由《独立宣言》所表达,但它却是人类反对任何专制社会、构建民主共和社会的纲领,是人类宝贵的优秀精神财富和政治财富。

  就现今中国政治文明乃至道德文明的滞后状态而言,作为一个大国,争取在世界上有一个与之相称的软实力地位和影响力,首先还谈不上为世界提供新思想,而是赶上国际社会现代化潮流,借鉴和吸收已有的人类文明成果,诸如市场经济及其竞争机制,人权法治、宪政民主等普世价值与制度。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要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还必须有应对全球化的新思维和新体制。

  我国现行宪法典亦同样体现着上述政治哲学与理念,因为它的基本精神是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二章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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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意味着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因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人民选举产生的,而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1]2011年6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文章:《当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作者:吉迪恩。拉赫曼,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6月8日第14版。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意味着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所有政府权力都在宪法和法律规制之内,权力的行使是依照宪法与法律规定的限度与程序进行的。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目的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与自由。

  

  所以,只有当且必须当每一个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等人权得以制度性保全、作为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一心一意地最大可能地实现人民的安全与幸福的时候,人们的幸福感与作为公民的荣誉感才会油然而生,才会在内心深处升起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赞美之情。

  二、急需弥补中国宪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差距

  因此,只有宪法精神的实现,才能保证人们精神家园的回归。

  

  人权精神是宪法的灵魂

  中国要能在世界上享有与国力相称的威望和影响力,不仅在经济而且在政治文明方面至少要能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下面仅就我国现行宪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差距,作一简约比较。

  限制与约束政府权力之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既然公民个人的权利自由侵害主要来自于国家,那么对政府权力的宪法束缚就成为绝对的必要。

  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全票通过了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经济权利公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简称“政治权利公约”),并开放给各国签字。1976年3月23日正式生效。至1997年底,共有140个国家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这几个国际人权公约的内容,绝大多数已经或将要转化成所有缔约国的宪法与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其原则、理念将丰富、补充一个国家的宪政理念和宪法条文。

  人权、权利、自由都是最美好的字眼,也是人们奋斗的目标,它凝结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精神。这种宪法精神就是人权精神。人权精神是宪法法律的灵魂。人权体现着崇尚人的价值精神,这是一种以真善美为精神的诉求的理想表达。人权是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作出的最好的解释,它以此确立人在政治社会中的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确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使人产生一种归宿感,它成为人的终极原则和终极力量的载体,正是这些原则和力量才构成了文明社会的基础。所以,宪法精神蕴含着人权信仰,而人权信仰中最重要的是观念信仰,它是对抽象的人权精神或思想体系的信仰,只有具有了人权的观念信仰,人权保障才是有效的和有力的,社会主体的人权意识与人权观念的麻木才是人权实践糟糕的最可怕的东西。

  中国是参与投票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国家。新中国政府也已于1997年10月27日和1998年10月5日先后签署了这两个公约。2001年2月28日全国人大还批准了经济权利公约(但政治权利公约迄今还未批准)。当年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在代表中国政府签字时说,实现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应当得到尊重;中国重视国际人权文书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已加入了17个国际人权公约,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坚强决心,中国政府将进一步与联合国开展人权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 [1]

  因此,宪法精神或人权精神具有整合社会价值的功能,并能够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共识与认同。

  履行这些国际公约,是作为缔约国的我国政府的义务;也是作为世纪大国的国际责任和树立国际信誉、赢得国际社会尊重和拥戴的政治伦理基础。这比我国政府经常慷慨捐赠、借贷数以百亿计的人民币和物资援助他国,要更有影响力。反之,如果国内法制与这些国际公约脱节,未予接轨或严重违反,是会引起国际社会乃至他国公民指控的(详后)。

  宪法精神是宪法秩序生成的必然要求。宪法秩序是一种人人服从宪法治理而达成的社会秩序,权力得到了人民的根本制约,权利得到了根本的保障。但是,宪法秩序的形成需要全社会成员共同塑造以宪法精神为核心的社会价值,并使其成为主流。说到底,宪法精神需以人人自愿受制于宪法与法律之统治,当人们服从法律主要不是基于其强制力的制裁,而是出于信任、公正、信实性和归属感时,才能真正阻止罪恶的发生。公民的守法传统和意识的培育与养成则依赖公民的道德水平与道德修养的提升。事实上,具有道德的公民或者好人是不需要外在的约束就能够将自律与他律结合起来,并进而将遵守法律作为自己的道德要求。只有做到人人普遍自觉地遵守宪法法律时,宪法法治秩序才能达成。

  应当肯定,近年中国人权在立法上有某些进步。如人权入宪,某些立法关注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但审视我国1982年宪法,在立宪精神、原则和具体规定等方面,与上述几个公约还有较大差距;也不适应近30年中国自身发展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思想和制度创新尚未在宪法中得到体现,在民主、自由、法治与人权方面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空间。至于人权的实践,问题就更多了。

  捡拾起人们失落的精神家园,只有凝聚其全社会成员对宪法精神的向往;而宪法精神的生成,则需要政府权力回归宪法绳索的捆绑之中,政府的目的回归到最大可能地实现人民的安全与幸福的目的上。宪法精神是汇聚信念、理想、价值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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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小传

  [1] 见《人民日报》1998年10月6日第1版消息。又据我国2011年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截至2009年4月,中国政府已先后参加了25项国际人权公约。

  范进学,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1987年、 1998年、2003年分获山东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5-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流动站工作。2005-2006年美国芝加哥蒂堡法学院访问学者。曾历任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现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理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山东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与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比较法学、权利哲学、宪法解释与法学方法论,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9部,合著3部。承担的课题包括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司法部项目、上海市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项目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文科特色创新项目资助、上海交通大学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等。

  

  主要荣誉:2010年获得司法部第三届全国优秀法学教材和科研成果二等奖以及其他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二三等奖5项。

  (一)中国宪政理念的落差。 1

  

  我国现行宪法序言和总纲中规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有些已明显不符合时代发展和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1]

  1.我国宪法序言中被政治家和学者认定和经常援引的“四项基本原则”,已不能完全体现当代已经发展了的治国指导思想—— “以人为本”、“法治国家”、“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新理念;

  2.从法理上说,以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所表述的、而不是以法律条文形式予以确认的这些原则,也只能是作为执政党对其成员的要求,不能说是全体国民都必须遵守的宪法规范(不能强迫宗教徒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港澳地区的自治也不以四项原则为指导思想);

  3.对普通公民而言,宪法序言表述的这种一元化的思想指导原则,也同宪法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中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相冲突,对人民大众应是倡导思想的多元化,容许所谓“异质”思维。

  4.根据国际人权公约精神,人权原则应是宪法的最高原则。国家权力和法律权力只有在符合人权准则时才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其序言中确认人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人权宣言是“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在理念上和逻辑上是先于国家权力且高於国家权力的。1791年颁布的法国宪法就是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作为宪法的序言。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就是著名的“权利法案”。列宁和孙中山都认为宪法的本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我国修订后的现行宪法也已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纳入宪法。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人权准则治国。宪法和全国人大制订的法律如果侵犯了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就是违宪的、无效的。即便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对公民某些权利可以有所限制,基本人权则不容取消。可见,仅以特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同人类进步文明和我国将人权入宪的初衷不相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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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文所引《世界人权宣言》和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文,均引自《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5月版。

  

  

  

  (二)公民基本权利的欠缺

  

  公民基本权利是基本人权的宪法化。人权国际公约的核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表达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宗教自由、迁徙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司法救济权(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开审讯权、无罪推定权、免受酷刑权……)等等。下面就我国宪法中公民权利的欠缺略举数端。

  

  1.生命权

  

  政治权利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在经济权利公约中还“确认人人享有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第11条2款)。

  我国宪法历来没有生命权的规定。过去,执政党的领袖为了推行“阶级斗争为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十分漠视人的生命权。文革前和文革中,被指为所谓“阶级敌人”的人,往往不经法律程序就加以杀戮。如解放初的土改与镇反运动,最高领袖多次下达镇反命令和指标,说:“应当放手杀几批”,“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全国共杀掉71万人。[1]疯狂的大跃进造成人为的大饥荒,活活饿死达3755万8千多老百姓,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450枚广岛原子弹。[2] 文革中仅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小将就打死1,772人。[3] 北京的大兴县对四类分子的大屠杀,五天内杀死325人,包括80岁老人和出生才38天的婴儿,有22户被杀绝。1967年湖南道县及其他10县,发生大规模杀害和被逼自杀共9323人的惨剧!当时当地的领导干部声称杀人“事先不要请示,事后不要报告,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杀了就杀了。” [4], 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上亿人受迫害。

  改革开放后,这种视生命如草芥的状况虽然已大有转变,但我国刑法中的死刑还是世界各国中最多的。近年才开始遏制这种状况,在立法上减少了死刑,司法上限制了死刑的判决。

  此外,国际公约中生命权中的“人”,不仅包括已出生的人,还包括所谓边缘性的人即胎儿。公约禁止胎儿的父母随意剥夺其生命权(如堕胎)。这与我国现行宪法第49条规定的计划生育“义务”是有冲突的。当然,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如何处理还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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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白希著:《开国大镇反》,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494页。

  [2] [3]参见杨继绳:《墓碑》和《鲜血使人猛醒》。

  [4]《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

  

  2.思想、言论与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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